院志
[附录]一、轶闻轶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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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尼色弗孤贫院的由来
 
     1916年(民国五年),“山东泰安东关基督教堂”正逢兴旺之时,安临来却毅然将教堂改办成“阿尼色弗泰安孤贫院”。此举立即遭到浸信会等宗教组织的大肆诽谤与攻击,说安临来在中国办孤贫院,与美国政策相悖,是“叛逆者”,一时对安临来的斥责、非难遍及宗教界,几乎全部断绝了外来资助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的许多好友也来函、来访,劝他放弃创办孤贫院的计划。
     安临来解释说:“办孤儿院并非个人的愿为,而是上帝的旨意。在我专心致志的办教堂,像中国人传布福音时,孤贫院在我的脑际并无踪影。一个夜晚,梦见‘阿尼色弗洛斯’一排大字映现眼前。醒来,查阅圣经字典,才知道这是主的指示,才决然更换门号,要像阿尼色弗帮助苦难中的保罗那样,救助泰山下受苦受难的苦贫。”
     “什么是阿尼色弗洛斯孤贫院?阿尼色弗这个词是什么含义?”安临来进一步解释说:“如果去查圣经,就会知道它的含义是利益的带来者,换句话说就是给苦难者以帮助。”“如果你读一读保罗写的‘阿尼色弗洛斯’,就会更清楚的知道:当保罗在狱中被监禁而遭受苦难时,阿尼色弗洛斯,常去看望他。这就是阿尼色弗洛斯要做的——去救助周围那些苦难中的人们。”
从收留五名孤儿起办院
     1916年,正是民国建立的第五个年头。辛亥革命失败,军阀割据,民不聊生,赤县神州满目疮痍。岱岳下世世代代的耕耘者,卵石垒墙,茅草盖顶,灾荒连年累月。泰安城里,孤儿寡母沿街乞讨,盘道两旁,常有舍弃的婴儿。贫民出身的安临来和孤儿院长大的安美丽,目睹这一切,感叹:“泰山是中国的神圣之山,多少世纪以来,数以万计的农夫百姓来这座山上求神拜佛,寻求太平与安乐。但是他们为什么什么也没得到,祖祖辈辈照样受苦受难,任人蹂躏。”安临来的梦想隐含着:对苦难者深切的理解和同情怜悯之心。安临来夫妇出身于美国下层社会,安夫人又是孤儿院出身。生活的际遇和宗教信仰使他们更加同情下层民众。
     “阿尼色弗”是《新旧约全书》提摩太后书中,保罗称赞的一位信徒的名字。当保罗在亚细亚境内的以弗传道时,曾受到当地信奉异教人们的诽谤和围攻。为传播福音被囚禁之后,信徒们纷纷离他而去。唯独阿尼色弗一家人不怕嫌疑,不顾性命危险,到罗马四处寻找保罗的下落,并常常到狱中探望被监禁而受尽苦难的他,保罗因此而得安慰。当保罗写信时,阿尼色弗已经去世,故而阿尼色弗的美名长留人间。
     安临来说:“我创办这所孤贫院,就是要像阿尼色弗帮助苦难中的保罗那样,去救助泰山脚下那些受苦受难的孤贫者,解除人们因疾病、穷困带来的痛苦,给饭吃,给衣穿,解救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。”
     这年秋,安临来辞退了厨师、侍者、汉语老师、车夫等9名为他服务的人员,收容了5名孤儿和2名寡妇,开始铺路修房,整理院舍,缝补浆洗,办起了“阿尼色弗山东泰安孤贫院”。
冯玉祥在泰山孤贫院的干儿女
     1933年,近代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隐居泰山后,曾多次到泰山孤贫院关心孤儿,并与其建立了深厚情谊。
     初到孤贫院时,冯玉祥曾好奇的问安临来:“为什么不在本国办孤贫院,难道美国没有孤贫?”当他了解到这里发生的一切时,感慨地说:“我们中国的孤儿、灾民,政府不救助,足见他们腐败无能。”他又说:“安临来是慈善家,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。”
     冯先生每次从他住处普照寺到孤贫院,都是布衣布履、步行来往。到孤贫院同孤儿们有说有笑,有时还带上自己的孩子同孤儿们玩耍。他每到孤贫院都十分关心孤儿们的宿舍、伙房,品尝孤儿们的饭食。当听说一个姓庞的女婴出生后亲人就饿死时,心情很沉重,每次到孤贫院都要看望这个可怜的孩子。当听说孤贫院无固定资源,收入不定,生活常有困难时,就一次捐赠大洋920元。逢年过节,还派部下送去米面肉菜。1934年1月起,他又对10名孤儿每人每月定额资助5块大洋。故有“孤贫院里有冯玉祥的5对干儿女”之说。
     1934年冬,孤贫院贠灿柱、亓美娥等8对孤残青年集体结婚,冯先生听说后,偕夫人李德全到院参加婚礼,亲赠大洋90元,以示祝贺。并兴致勃勃地与众人一起恭贺新婚之喜。冯先生委托夫人李德全发表演说:从孤儿们的不幸讲到政府当局腐败和社会的黑暗;从青年人的婚礼讲到妇女解放运动。特别讲到由于蒋介石的妥协退让,致使中国东北、华北大片领土被日寇侵占,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时,李德全挥手顿足,语调激昂,在场者无不受到教育。她们参加孤残人的婚礼,在孤贫院史册上留下了美好的一页。
     冯先生同情爱怜孤儿,却不欣赏“阿尼色弗”这样的院名,建议改称“泰山教养院”,其用意,是让那些受苦受难的孤儿在这里得到抚养和教育,将来成为社会有用的人。他还将进步书籍和他写的诗歌赠给孤儿们阅读,鼓励孩子们忧国忧民、立报国之志。
     安临来与孤儿们对冯玉祥先生的深切关怀报以感激之情。每逢旧历年节都会派代表去拜贺。为纪念滦州起义和察哈尔阵亡烈士,由冯玉祥先生主持修建的泰山烈士祠落成后,泰山教养院敬献了刻有《至大至刚》的匾额。冯玉祥高兴地把别的匾额摘下换上孤贫院的。冯先生将一对苏州刺绣枕头赠给安临来夫妇,安视为珍宝,让人绣上“冯玉祥赠”字样,送回了美国。
     1935年,冯玉祥离开泰山后,还不断给教养院寄钱资助。他对孤贫人员的关怀迄今存留在人们心中。
怒赶“三肖”
     1931年“九•一八”事变后,泰安师范、省立三中等校师生,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和中共泰安地下组织的倡导下,纷纷罢课游行,下乡宣传,赴京请愿,此伏彼起的学潮冲击着社会各阶层,也波及到泰山孤贫院。社会上如火如荼的斗争使孤儿们懂得了,要生存、要自由就要斗争。安临来发现苗头后,就以种种借口赶孤儿们出院,先后送走了几批学生。而他做出这样的决定,往往是根据与他亲近的几个人提供的“情报”。
     当时,院的公务人员,有肖树栖等三位肖姓(时称“三肖”)最惹孩子们反感。肖树栖在院收养长大,毕业后留书房打字听差,人机灵、会行事,深得安临来夫妇赏识;其兄在院内,靠受宠的弟弟自然高人一等;另一个是肖树栖的同乡,他经管院里的产品销售,对孤儿十分尖刻,孩子们都叫他“肖麻子”。孩子们最厌恶的还是肖树栖之妻刘善良,她在另一教会里长大,经一位牧师介绍来到泰山孤贫院,被安排在刺绣房做事。此人有一双察言观色的眼睛,很会在安夫人面前甜言蜜语,后来做了安夫人的干女儿,更目中无人。安夫人将她许配给肖树栖后,与安氏夫妇同桌用餐,亲如家人。孩子们说肖家是“吃洋餐、喝洋奶的特殊人物”。刘善良的安夫人哪里知道,她这个“干女儿”就是依仗这种“权势”欺上压下,虐待孤儿,陷害打击他人,天天在加剧孤贫院的矛盾。
     1933年夏天,一位叫宋实的年轻人秘密到孤贫院男生部,给孤儿们讲穷人为啥受苦,富人为啥欺压穷人的道理。孤儿们联想到孤贫院发生的一切,决心大闹一场,赶走“三肖”。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密谋串通,一场震动泰安城的学潮在泰山孤贫院爆发。
     1934年的一天早晨,安临来照例带领孩子们在礼堂里做祈祷,当唱完一首圣诗末句“不达目的不甘息”时,象接到命令一样,男女生举着手忽的站起。一个个满脸怒气,手举着小旗高呼“打倒吃洋餐、喝洋奶的三肖!”,“三肖滚出孤贫院!”,当安临来明白其意后,孩子们已列队向外冲去。“我的孩子们,不要胡闹,上帝要惩罚你们的……”
     一群孩子冲进肖树栖、刘善良的住房,把肖及另两个肖姓人的铺盖、柳条包扔到了大街上,孤贫院像口开了水的锅。这不寻常的举动,弄的安临来及一些工作人员张惶失措。街上的警察发现后上前劝阻,被孩子们推倒一边。300多名孤儿浩浩荡荡,上街游行示威,穿过街巷,到火车站把标语贴在南北来往的列车上。
     安临来的尊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伤害。他叫来警察局长平息“暴乱”,并当场宣布开除杨立珍、张兴和、曲宪文等6名学生。这更激起了孩子们的愤怒。学校罢课、工厂停工,数百名孤儿再次冲出孤贫院大门,到县政府请愿。高呼:“反虐待,反饥饿!”, “团结奋斗,不达目的绝不甘休!”。等标语口号。县政府官员担心事态闹大,不得不与安临来协商,答复孩子们的要求,让“三肖”离开孤贫院。
孤贫院抗债
     30年代中期,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,国难民忧,涌到泰山脚下的逃荒者不计其数。而教养院的各项生产收入日减,各地的捐助也时续时断。全院几百口人的吃穿用度再次发生严重困难。尽管安临来想了不少赚钱的门道,终难摆脱困境。无奈只好向泰安的商号、富户借贷。当时贷款,三分利息,利滚利,三年能翻一番。院方用孤贫院的一部分土地、房产作了抵押,1936年,债务累计达十几万元,几乎天天有人来院里要账。逢年过节,讨债人挤上门来,又喊又闹。院里组织了男、女两班人在门口接待应酬。安临来还组织了一帮残疾孩子,成群结伙地到几家讨债最凶的富户去要饭吃,意思是告诉债主“我们连饭都吃不上,哪里有钱还债呀!”
     一次,泰城一家姓毕的富豪上门催债,见无钱偿还,便破口大骂:“安临来,你没有钱还债,不是有大闺女吗,拉几个来顶账!”
多少年来,孤贫院的女孤儿都尊称安临来“爸爸”,安也以父辈自居,他实在难以容忍这样的辱骂。他奋笔疾书,致信泰安县长周百锽,说:“为了养育中国的孤儿,我欠下了你们的债务,财主们催债逼的我无路可走,请给我一口监房,我要去坐你们的牢。”
泰安县长周百锽见信后,派商会会长曲维堂出面调解,才暂作罢休。
     为了偿还债务,安临来夫妇于1937年底再次回美劝募,历时3年。
     安临来对中国很有好感,他说:“中国虽然贫穷,但是,人民能吃苦,勤劳善良。这样多的穷苦人和灾民能和睦相处。不象西方国家那样,要有许多警察维持,还发生那么多抢窃、凶杀案件。”他说,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,要永久地住在中国,住在泰山孤贫院里,死也要死在孤贫院里。安临来也很爱自己的国家,每逢困难,他总是思念本国的友人,他在华33年,每隔四、五年便要回国搞一次募捐。日常他们书信来往频繁,他的书房里,存有两千多张通信卡片,除少数是英、德、瑞典、新加坡等国家宗教界人士外,多是美国的友人。这次他回美国,寄朋友们以大的希望。他计划募集20万元,还清债务,继续办好泰山教养院。为此,他与夫人周密地做着准备工作。
     他决定带几个在孤贫院长大而又有所作为的孩子去美国,显示他创办孤贫院的成就,以引起更多人的同情、赞助。这时候,肖树栖已居济南盐务局任职,他的女儿肖美丽一直被安夫人留在身边抚养。这女孩,能用中、英两种语言同安氏夫妇啦呱,用甜美的儿声喊他们“爷爷”、“奶奶”,唱赞美诗歌。安临来决定让他们父女二人赴美。安还想起了另外一个孩子,就是他最早培养的英文打字员陈永年。
     陈永年,于民国8年由原籍济宁县来到泰山孤贫院,毕业后入滕县神学院读书。这时他已毕业去江苏省传教、教学,不仅有了社会职业,而且英语熟练,自然成为安临来回美募捐的意中助手。陈是20年代孤贫院那场眼疾的受害者,后又患严重沙眼病。当时,按照外国人的规定,患有传染病的华人是不准入他们国境的。安临来心急火燎地给陈永年治疗眼疾。
     1937年11月,安临来夫妇带肖树栖、肖美丽、陈永年,从青岛搭上了通往香港的轮船,在香港转乘加拿大“皇后号”海轮。可是,在开船之前,陈永年的沙眼病让英国医生发现,被赶下船来。两周后,在香港一位牧师的协助下,陈永年才重新登轮船赶到了美国。从     1938年元月,他们在芝加哥办事处的协助下,开始了艰难的募捐活动。在此后的三年里,孤贫院用从美国汇来的募款,一边维持全院人的生活一边巧与债主周旋,用“去息还本”的办法偿还欠债。待安临来回国时欠债已偿还了大部。
姐弟从军
     安临来带人登程赴美的第二个月—1937年12月31日,侵华日军占领了泰安,古老的泰山脚下到处挑着侵略者的“膏药旗”。泰山教养院门口贴上了“皇军”的告示。这时不断有人传说:今后学生上学要读日本教科书,学说日语——这岂不要沦为亡国奴了吗?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污辱,泰山教养院的孤儿们在考虑着国家的命运、自己的前途。
     初中二年级有个叫范天恩的孤儿,幼年因父母离散,生活无依,6岁同姐姐范桂莲来到孤贫院里。这时,他已长得身高体壮,宽眉大眼,不仅学业优良,还学得一手电工技术。可是,这些天来,他饭吃不下,觉睡不甜,上课做工都无心绪。他想,国家存亡,匹夫有责,堂堂五尺之躯,岂能甘被奴役!1938年1月1日,徂徕山起义爆发,鲁中大地燃起了抗日烽火。范天恩在孩提时代,就从几个大哥哥口里听说过红军打胜仗,共产党、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闹革命的消息。在他幼小的心灵里,曾憧憬过那神圣时刻的到来,他曾参加过孤贫院驱暴除邪的斗争。“赶三肖”时,他举着小手高呼“打倒三肖”,抱起“三肖”的枕头扔到大街上。后又与同学们一起,把虐待孤儿的“王老师”轰出了孤儿院。眼下,他已成长为一名血气方刚的青年男儿。目睹日军的侵略暴行,他胸中怒火燃烧,热血沸腾。就在徂徕烽火燃起的那个月里,范天恩毅然告别了相依为命的胞姊,离院从军,踏上了革命征途。起初,他在泰安县山口一带做扩军工作,曾先后两次被派回泰山孤贫院动员孤儿参军,先后有8名孤儿随其加入了八路军。1938年,春节期间,他曾两次带领几位八路军战士袭扰了盘踞泰安城东门的日军。就在这一年的春天,范天恩最后一次回到泰山孤贫院告别。他向姐姐详细讲了去东乡参加八路军的情况,表示要永别母院,从戎抗日。姐弟二人自幼失去父母的疼爱,二人难舍难分,在孤贫院里的时候,他是为了每周多见姐姐一面才自愿要求做电工的,因为只有借修理电灯、电线的机会,才得准许进女生院与姐姐见面。他参军去东乡后,姐姐因思念弟弟情切,精神曾一度恍惚。现在姐弟重逢了,范桂莲本不舍得让弟弟离去。可是,她见天恩报国之心坚决,还是忍痛割爱,支持弟弟奔赴了抗日队伍。天恩临别前,姐姐将一件亲手刺绣上“精忠报国”字样的书包赠给弟弟。姐弟洒泪惜别了。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,这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。
     在范天恩参军前后,泰山孤贫院里有40多名孤儿相继投入抗日队伍。1940年秋,一批女孩子偷偷离开了孤贫院,奔赴抗日部队。范天恩的胞姐范桂莲率先入伍。在孤贫院里,女孩子参军比男孩子要困难的多,她们要冒着被加上“私奔”罪名的危险,一旦投奔不成,不仅名誉受损,还要受到惩罚,即使有十张嘴巴也说不清楚。
     这年夏天,日伪军将一名叫王秀兰的抗日女战士押送到泰山教养院女生院“感化”。王秀兰进院后,见这里住的都是些受苦受难的穷孤儿,便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,很快同范桂莲、齐爱学等女孩子结为好友。每当夜深人静时,他们便聚在一起,讲抗日队伍里团结互助,打鬼子、除汉奸的故事,学唱抗日歌曲。过了段时间,王秀兰、范桂莲不见了。齐爱学见院方对此事未加追究,便在一个深夜里邀女友高德馨等人,从女生厕所里爬上墙头,跳出院外,潜入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。几天后,几个姑娘在莱芜鲁中第三地委民运训练班里相会了,她们高兴地流着眼泪抱成一团,又跳又笑。
    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,齐爱学(改名辛易)成为我党的一名妇女干部,离休前,在中共济南市委机关党委做领导工作。
     范桂莲在鲁中民运训练班结业后,被分配到莱芜县茶叶口一带做发动群众工作。在茶叶口,她听说弟弟范天恩曾于1939年在这一带做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,当地有不少村干部和群众熟悉他,这使她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。范天恩也一直在思念自己的胞姊。1941年春,他率领一个连重返茶叶口一带执行任务时,听群众说姐姐也曾在这一带工作过,已改名为范文海,后来被调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。范天恩在调离鲁中地区,去滨海抗大一分校学习途中才听说姐姐于1941年在日寇“扫荡”中牺牲了。他永远也不会忘记“精忠报国”那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。
     伴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,范天恩南征北战,从山东抗日根据地到东北战场;从辽沈、平津到渡江南下作战,直至蒋家王朝覆灭。当美国侵略者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,他又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。他戎马一生,从孤儿到将军,离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司令员。这位年逾花甲、满头华发的老战士,怀念故情,不忘桑梓,挥毫赋诗:
默哀致谢安临来,
幼承孤贫院安排。
雏过两翼渐丰满,
投往革命洪流濑。
 
师生分手
     1939年9月,美、法对德国宣战,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。时在美国募捐的安临来担心太平洋运输中断,他急于返华,便将募捐任务交给芝加哥办事处,于1940年初决定返回中国。就在此时,跟随他募捐的陈永年与安牧师闹翻了。
     陈永年,身小体瘦,眼疾脚跛,其貌不扬,但他却聪明有志,自幼信仰耶稣,在泰山孤贫院中学毕业后又读过神学。他从东岳泰山来到太平洋彼岸,游历了大半个美国。特别是他随安牧师来美国时,因眼疾不准上船而滞留香港,后又独自乘船横渡太平洋,眼界大开,胆量也更大了。他不甘心跟在安临来身后,象“要小钱”似的在美国转一圈作罢,他要留美深造,将来为他的信仰做出一番事业。但他慑于牧师的威势,一点也不敢透露。安临来就要带他回国了,他不得不壮着胆子向牧师提出了留学的请求。
     安临来似乎也察觉了这孩子的心思。他对陈永年在他面前不能惟命是从早怀反感,觉得他不仅没有肖树栖那样的堂堂仪表,更缺少待他如同恩父般真挚的情感。因此,素日里他并不掩饰对这两个孩子的冷热亲疏。而陈永年内心的不满又往往溢于言表,为此,师徒间的争执时有发生,有一次,陈永年还将一张书有“抗议安牧师的虐待”的纸条故意放在写字台上,并声言要去控告。这当然会引起牧师的愤懑。
     当陈永年明确提出不跟安牧师返华,要留在美国留学的时候,安临来冷淡地望着他,说:“你跟我来的美国,还要跟我一起回去。你在美国上学谁肯为你担保?”安临来认为,在美国,只要他不出面担保,陈永年是请不到入学保人的。殊不知,陈永年这个颇有心计的年轻人,早在出国之前,就请滕县神学院的一位美籍神学博士,为他给芝加哥慕迪圣经学校的一位教授写了信,他随安牧师来美后,把信揣在怀里3年没露。这时他拿出信来找到那位教授,教授竟果真为他入学担保。陈永年入芝加哥慕迪圣经学校读书了。安临来有气难言,只好带着肖树栖悻悻而归。从此这两个患难中的师徒再未相见。
桃李遍四方
 
     孤贫院首批学生毕业后,每年都有学生毕业,也有孤儿入院。毕业生中,有留院服务的,有出院谋生的,也有升学深造的。安临来从孤儿中选得意门生留院做文书、打字员、簿记员、保管员、教员、护士及各生产部门、学校班级的负责人。至1934年,留院任职的孤儿达50余名。最早入院的彭钧重、冯希泉曾任营业部、男生院的负责人;张兴友长期在院做管理工作,并一度任副院长职务。许多有志的孩子,不仅学习院里规定的课程,还学会了一些专业技术。院里先后录用的十几名英文打字员、簿记员,皆由本院孤儿所任。有的走向社会后,外语有较深的造诣,是在泰山孤儿院起步的。1930年前后,有几批女学生分赴济南、天津、北京等地教会医院当了护士;几批男生入滕县神学院就读。不过,众多的孤儿毕业出院后,却是象他们的父辈们一样,带着一身力气流入社会,寻找生路。从偏乡僻岭到大上海的十里洋场;从冀、鲁、京、津到塞外边陲,战乱与灾祸之水把他们冲卷到中国的四面八方,种田的、做工的、经商的、行医的、布道的都有。在旧政府、日伪机关、外国人的洋行、旧军阀部队里,也有在“阿尼色弗之家”长大的孤儿。直至今日在外国事业有成者有之。
     “七·七”事变后,日军的铁蹄践踏泰安,孤贫院的热血青年离院从军,奔赴抗日战场,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抛洒一腔热血。解放战争期间,也有一批批孤儿参加革命队伍。1950至1954年,孤贫院里先后有多批青年参军入伍,40多人奔赴血与火的战场。
 
威严的牧师
     泰山孤贫院里,老弱妇幼、教职员工通常达六、七百人,安临来是这里的主宰者。泰安官方称他“安院长”,教会内称他“安牧师”,院里的女孩子都称他“爸爸”。他对全院实行着严格的管理,入院者要按其规定半日读书,半日劳动。各部门、各班级、各院室均有人负责;各生产单位都有师傅传授技术。渎职者要受到制裁,有过失或读书、干活偷懒者要受到惩罚。泰安城一个叫唐留生的盲童被收容入院,由他所在班的班长李启增照料其食宿。这年冬天的一个夜晚,小留生偎依在火炉旁取暖,棉衣被烤着了火。李启增发现后,跟过去把他抱起来按到了尿水罐子里。人未烧伤,棉衣被焚。安临来知道这件事后,罚这位班长用自己的钱为孩子做了一件新棉衣。平日里,不管孩子们在干着什么,只要见安临来走来,便垂手恭立,问候“安牧师平安!”安临来见孩子们读书、干活用心,就高兴地回答:“孩子们平安”。有时他还抚摸着孩子的头,为他们祈祷祝福。倘若见有谁玩耍、偷懒,他手中的拐杖会立即落到那孩子身上。孤儿们熟悉的那根黑色拐杖,究竟打过多少人,谁都记不清楚。那个叫唐留生的盲童,有一次作礼拜不专心朗读圣经,同别的孩子嬉闹,被安牧师一拐杖打得眼冒金星。此后,他只要听到“咯、咯”的皮鞋声,便站立一旁,高声问候“安牧师平安!”安临来微笑着抚摸着他的脑袋瓜。上行下效,在孤贫院里,孩子们挨打是家常便饭。
     孤贫院里,男女孩子分校读书,分院居住。礼堂集会或礼拜时,男左女右,中排是教职工,界限十分分明。女院的门口,常年有人看守,不许擅自出入。居住在内的女孩子,只有在星期六的下午,由安临来夫妇或他们派人带领,才能到院外树林里,山坡上、河滩上玩耍。星期天和假日,男孩子可外出到街上游玩。旧历年,院里允许孩子们回乡探亲,但必然在正月十五日前返回,违者要受罚。男女婚姻,素日控制甚严,23岁毕业后才允许恋爱、结婚。在院里婚配者,要经过院方应允,一般是集体结婚。全院人员聚集于礼堂内,奏礼乐、唱赞美诗,为新郎、新娘祈祷祝福。婚后分得一间房,自食其力。
     在孤贫院里,视贪、沾、淫、秽为邪恶。一旦发现,便严加惩处。安临来常说:孤贫院里的一分一文、一砖一木,都是上帝赐来用于救助孤贫的,谁若私入包囊,就会在他身上起火,把他烧成灰烬。有一年,安临来回国募捐,院里发生了淫乱不规之事。安回院后,将那人赶出了孤贫院,直至她吐露真情后,才将她收回。但不允许她与其他女孩子同居一室。这人终因忧羞成疾,病死在一间陋室里。那男人也出院漂流异地。安临来说,这是“上帝对他们的惩罚”。
     安临来的严厉,固然是为了办院治学,但也有人说他“武断专横”,“过分的令人难以接受”。他的许多朋友和学生,难以与他共事始终。有一个从孤贫院毕业的学生,颇受安氏夫妇器重,但该生在滕县神学院读书期间回到院里探望,因用英语向安临来请安问候,违背了安临来不用外语同中国人交谈的习惯,安便很不高兴地问他:“你是哪国人。来到这里干什么?”把这个学生弄得十分尴尬。事过数年后,该生提及此事还说:“在我的记忆里,安牧师严厉得令人可怕。”
百岁老人讲述八十年前的故事
     家住泰城教场街的百岁老人徐兰生(原名徐秀芝),1906年生于山东昌乐县城,父母早亡,后流落济宁、泰安。1921年被泰山孤贫院收养。
     2005年11月17日,这位红光满面,精神矍铄的百岁老人,回忆在泰山孤贫院的生活,当讲述安临来时她说:“安牧师对俺可好了,对待孤儿就像对自己的亲儿亲闺女一样。我成家离开院以后,有一天,抱着孩子去看他,一见面,他就说:‘妮子啊,你离院了,可不是我不抚养你呀。’我急忙解释说:‘你不能这么说,是我自己为了和咱院鞋房的师傅赵正珍结婚而自己离开的,怎能怨您不管我呢?’”
     “我在孤贫院住了五年多,也算享福了。不然在外面不饿死也得病死。说享福,就是多数时间能吃上饭,有时还有馍吃,有菜吃。一间卧房里住着十二三个人,晚上有电灯,街上有路灯。当时兵荒马乱。为了安全,去南院电磨坊要走地下道。还能念书,我上到高级小学没毕业就离开院了。记得我在孤贫院时,大约有七八个外国人。泰安城里还有些长腿大鼻子的外国人,人们都叫他“老毛子”(据《泰安市志》记载1925年12月张宗昌派白俄骑兵队进驻泰城)。那些人一见到妇女,抱住就亲嘴。有一次安牧师、安师娘带我们去游山,正巧碰见“老毛子”兵,见到我们女孩子就动手动脚。安牧师很礼貌的向他们鞠了躬,然后用外国话向他们讲了很长时间,我们才躲过一劫。此后的日子也不好过了,一天一个馒头也保证不了。再以后我就离开了孤贫院。”
     “前十来年,我让外孙女带我去了一趟福利院。院里的模样全变了,只有几间安临来用过的老房子还留着。”老人虽年纪上百,还打趣地说:“如果福利院需要我,我愿意再去,还能洗衣服、做针线,给院里出点力气呢。”
范天恩采访录
(1983年11月24日~25日)
     我原名叫范继宽,祖籍济宁县。是祖父带我父亲迁移到泰安来的。开始先到兖州东关,因日子困难又移至泰城东关范家胡同定居。后来母亲出走,父亲信仰耶稣,没有固定职业,无力抚养我和姐姐,就送我们进了孤儿院,在我十岁时父亲去世。
我受过洗礼。记得是安临来牧士为我洗礼的。他把我带到一个水池旁边,祈祷几句后就扶着我躺在水池里全身洗澡,在扶起来换上一套新衣服。
     当时孤贫院分男生院、女生院。我姐姐住女生院,我在男生院,半工半读,从小学读到初中二年级,学的都是普通学校的课本。读到中学时有了英语课。学校管得很严,每天都要背书。在院里还有很多工厂,如制鞋厂、织布厂,织布厂有二十来部机器,还有织袜厂,面粉厂(有五台机器)、有营业部、售货部等。
     当我能干些活的时候,就去北河滩抬石头。以后在营业部听差,点炉子、拾煤核。当时营业部负责人是彭君重,有辆自行车,我每天擦车或跟马车出去买东西,后来我要求到机器房干工。那时院里有发电房、面粉厂、织布厂等,都设在南院里。我到机器房时负责人是吕井泉,院里有很大、很笨重的柴油机,全院的用电自磨自供。开始我负责擦机器,后来也学会了管理机器,修电线,做了电工。在这里干工时,让机器上的皮带压坏了(左手)中指,现在这个中指还直不起来。
     1937年12月31日夜,日寇占领泰安城,韩复榘的兵撤退时,泰安火车站一部分面粉运不走,教养院的大小孩子都到火车站去搬运。我也去扛面,火车站很乱,东西很多,我还扛回一把大刀片。
     火车站有几个人守着辆破汽车,高喊“谁买这部汽车,十块现大洋…………五块也卖,后来见无人出钱,就浇上汽油把汽车烧掉了,燃起熊熊烟火。国民党的败兵乱成一团。
     日本占领泰城后,由于教养院门口挂着美国国旗,日本人没有闯进去胡闹。但也去了日本兵,有的骑在旗杆上撒尿,把美国人气的没办法。泰城东门口有日本兵站岗,院门外贴上布告。我们进城出城都要向日本人敬礼,有时带的东西也让他们夺去。听说以后还要学日本话,当时我想如果真的那样,不就成亡国奴了吗?不甘心。孤贫院里的大一点的孩子,都想找出路,有的当了国民党兵,有的当了护路队。我也想当兵抗日,不当亡国奴,我与一个要好的朋友王忠义。一起跑出去到了山口,参加了抗日,我留在山口搞扩军,王编入了连队,这是1938年1月的事。1938年春节(约2月份),要我领几个人袭击泰城东门上的日寇。
     这期间,我回泰城扩兵两次,都是去的教养院。两次带出好几个人来,记得好像有田永光、王宝俊等,最后一次带出来有尹海亭等。这一次我又见到了姐姐。我参军时没有瞒她,因为母亲是那样扔下我们走的,父亲后来又死在崂山,我唯一的亲人就是姐姐,姐姐对我特别好,我对姐姐的感情也就特别深。这次我见到姐姐,她在一块麻布上刺绣“精忠报国”四个字赠送给我。当时分手时,我们姐弟二人难分难舍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。可没有想到这是我与姐姐的最后一面,从那时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姐姐。
     最后一次从孤儿院带出了5个人,记得这是1938年的2月底或3月初。他们都编入了部队。当时部队住在邓、许二庄(今徂徕镇邓家庄、许家庄),后来部队转到西麻塔,记得那里有个姑子庙。开始部队叫二中队,连长是马子刚,也叫中队长,当时马是赫赫有名的人物。这时孤贫院的吴路广、田泽清、田爱清(可能是兄弟2人)也参加了部队。后来部队改成了泰安独立营,沙海秋的营长。打过不少仗。我还参加过破坏汶口至泰安的铁路。教养院参加部队的,我所知道的最少有8个人。
     泰安独立营成立于1938年7月,由几个中队合并成泰安县独立营的。
     有一次从泰城抓出几个汉奸来向他们要枪,他们没有枪,就枪毙了,让我也执行枪决任务,炼我的胆量。我的班长叫纪焕法。
以上就是我参加革命的经过。
     我推测,教养院里很早就有我党的地下活动。印象很深的一件是国民党省政府从济南搬到泰安前后,院里就有“红军打胜仗”的传说,就知道毛泽东、朱德的名字。
     另外,那时还闹过几次乱子。
     1、记得有一次,从外面向院里抬煤,有的学生把煤筐放在马路上休息,警察说妨碍交通,闹起来警察打了学生,大家不干了,把警察的领章撕掉。直到第二天他们来院里道歉以后,才把领章还给了他们。
     2、赶走过老师。有一次有个叫宋拐古的老师(是北大学生)对学生很凶,都上中学了还挨老师的打,不服气。这次宋拐古上课,让大家背课文,事先宣布谁若背不过就如何如何。他叫一个叫王莱芜的学生背,这个学生听他那番威胁,心里有气,偏不背,宋拐古用板子打了他的手心又打了他的手背。打完后这个学生背过脸去,很熟练地把课文背诵了一遍。这件事激怒了学生,把这个宋拐古老师抬出去轰走了。
     3、有一次还整过一个男生院的院长,好像是姓董的吧?因为他对学生太苛刻,几个大一点的学生准备报复他。有一天晚上,我们有几个同学在宿舍里玩耍,用被单子蒙在头上装老虎吓人,正玩的热闹,来了几个年龄大的同学给我们冲了,问他们要干什么,也不说。后来我们看到,他们是藏在这间屋里等那个院长走来的时候,用绳子把他绊倒摔去了两颗大牙,同学们很开心。
     从这些事情的发生,我推测,当时有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活动。
     有个姓王的长脸的老师,也是北大学生,和同学搞的关系很僵,大家对他印象不好。但他对我很欣赏。因为同学们都对他不满,我也不欣赏他,有一次上课,他打了我三拳,引起了公愤,后来把这个老师也轰走了。
     教养院对门有一个刘四肉铺,店主是刘四爷,此人会打拳,有很多徒弟。院里也有不少他徒弟。他每天早晨起的很早,起床后咳嗽三声,全东关的人都能听得见。有个叫王公甫的人,来院里教学,听说刘四爷在东关,就想会会他,结果刘四不是王的对手,从此那刘四爷只要听说王在教养院就再不敢咳嗽。
 
     11月25日上午,范司令看了交给他的几份有关孤贫院的材料,如《阿尼色弗洛斯孤贫院》译本,《泰山教养院人员体格检查亡命册》等。
     11月25日下午
     范司令说:我看这个体格检查登记像是1937年下半年的,上边我写了些字,彭君重是营业部的负责人。还有彭太太,小脚,年龄比彭小几岁。
     范说:至于怎么样看待泰山孤贫院和安临来的问题,我看既不要就事论事,也不能不从实际情况出发,不实事求是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。事物是复杂的,比如我们的战士,打仗冲上去了成了英雄,那么是不是他的动机,就那么很纯呢。有的也不一定,但这不能因为他有些个人动机就说他杀敌立功的动机不纯,更不能说他是为了个人。而是看他是不是用在对国对民有利这一点上,主流、支流要分开。不是单纯地就某一点去判断功过,而是要全面的辩证的去看。分析安临来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,既要实事求是又要有辩证法。
我看安临来是个挚诚的教徒。他始终信仰耶稣教。外国传入,从宗教整体来说,是文化侵略,它教人“打你的左脸,把右脸也给你。”教人与世无争。安临来是个忠实的教徒,但是不管怎么说,他收养了这么多的孤儿寡母。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加害这些人的事。我记得那时安临来写了许多书和小报、小刊物,看来也就是他写的那么回事。对他我们只能根据实事作结论。孤贫院是慈善机关,就他做的事来说,在旧中国是慈善事,是做好事。安临来是好人,办的是好事。这是不能推翻的事实。但是世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人,没有天衣无缝的事,评价他要留有余地。他主张与事无争,反正是宗教,孤贫院也没有离开宗教。但他就做的事来说是慈善机关,是好事,他屡次回国募捐,自己不图利,不是为了发财,恐怕还是从耶稣教这个角度办院行善,做好事。
     他自己的生活与孤儿有区别,但不是很大。
     在我记忆里他是倾向抗日的。记得日寇侵占华北、黄河北,战事吃紧的时候,有一次做礼拜他说:“你们中国人不一心,士兵不勇敢,如果有八百个人能团结一心,就可以把日本人顶回去。”他怨恨中国的军队不堪一击,他说中国军队腐败。据此说他是倾向抗日的。而不是不抵抗,他在这一点上还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。是什么就应该说什么,实事求是。但又要留有余地,他毕竟不是共产党,不是无产阶级。我们的问题,不是从原则概念出发,而是要从事实出发,这是马克思主义,不是教条。
     再说我姐姐,在我参军以后,听说她也参军了(访者插话说:范桂莲是1940年秋出院参军的,开始在三地委民运训练班集训三个月,后来分配工作,这是济南市机关党委齐爱学提供的情况)。范说:这与我听到的情况是一致的。1939年底至40年初我曾调地方做民运工作,当时就在茶叶口一带开辟根据地,那里的干部很熟。当我又回到这一带的时候,那里的干部对我说,姐姐也来这里做民运工作,想我想的要命,到处打听我,她听说我到了山东纵队,就到那里去找我。我五六岁失去母亲,十岁父亲失去,姐姐是我唯一的亲人,我很想她。1941年冬我离开鲁中去山东纵队,到处打听姐姐的下落,听说她已经牺牲了。后来我调到滨海高级党校一分校学习,又查寻姐姐下落,卫生部的白部长帮我查清,姐姐在41年日寇扫荡时,医院被包围,被敌人杀害了。现在我知道的关于姐姐的情况太少了。见到体格检查册上(注:教养院人员体格检查册)姐姐名字一边注了个“疯”字,可能是我参军后姐姐想我想的神精失常过。
 
邹玉彭(又名彭涛)给范天恩的信(摘录)
1984320日)
     你叫我说自孤儿院以后到现在的情况,……,你还记得咱在孤儿院搞斗争活动吧。孤儿院的夏家店学校,就是买的老地下党员夏振秋家的房子。那时候我在夏家店学校南边地里玩时认识了他,他对我启发教育,提高我对党的认识。谈过多次以后,夏振秋又介绍我和姓刘的地下党员见面。1934年,地下党组织指示,叫我发动组织工人战斗队(都是孤儿院男女穷孩子)约定黑夜到东园老店下边山根开会,计划组成战斗队(党给我们印出大量传单、宣言、标语、口号等),先向孤儿院当权者三肖斗争。一声号响,全孤儿院的男女都停学停工,集合在礼拜堂院结成大队,指名斗肖树桐、肖树栖兄弟三个当权者。把他的家、物抄出,扔到外边。以后上大街游行,给沿街群众宣讲受苦受罪受饿得痛苦,要活命要翻身,打倒害人的当权者,向外散发传单。到泰安国民党政府找县长周百锽讲理,要活命要翻身的斗争运动。周百锽当时答应到孤儿院给解决这问题。后来三肖是打倒了,改换了孤儿院的面貌。你回忆一下那时候的运动,会想起来的。我和彭福林是工人战斗大队长,还有李兴仁、程河等。我还创办一个墙报贴在墙上,叫“集鸣林”,意思是受压迫、不平则鸣,把反压迫的苦叫声像鸟鸣一样的叫出来,标在墙板上(程河办了一个叫野荒园),这都是那时候地下党启发教育我们有了点觉悟干出来的。那时在咱们孤儿中没有发展党员,咱们可能都是太幼的小孩子,……
     我动员出多人参加游击队,孤儿院里的黄信贵、张景留二人,我派他们到游击队里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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